流动人员口述史：10名外来工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概述）

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每一个普通的个体与家庭，抽象的城镇化数据代替不了每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4月30日，历时4个月的流动人员口述史顺利结项。该项目是在国家卫计委的支持下，通过个案口述访谈的方法，更真实地了解每位个体丰富立体的生命故事，捕捉他们在流动打工经历中面临的挑战，有利于整体改变该群体的处境。

在访谈的十位打工者中，有5名男性，5名女性，分别来自湖北、贵州、江西、广东湛江、广东茂名、湖南和四川，年龄跨度从1958年至1989年，涵盖了家暴、性工作者、吸毒、计划生育、夫妻关系、孩子教育、医疗、残障、社区领袖等多个议题。十位打工者分别在广州、深圳、东莞工作过，是珠三角打工群体的典型代表。法泽希望对十位个案的生命故事进行加工分析，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多方合力促进该群体现实处境的改变。

十位个案的生命故事摘要

（一）个案一S的生命故事：从“大陆新娘”到“无名妻子”

S，女，1975年12月出生，湖北洪湖人，农村户口，小学五年级毕业，之后未继续深造，目前的婚姻状态是重婚。S第一次外出打工在深圳一家玩具厂，一干三年，后来辗转其他城市做过一些临时性的工作。1999年遇到第一任丈夫，2000年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儿子），暂时中止了南下打工生活。2001年母亲让S带着丈夫和儿子回老家生活，S携夫带子从海南回到了湖北，种过地打过散工，家庭经济拮据。2003年S跟姐姐来广州开始进军印刷行业，跑业务，拉订单，认识了第二任丈夫（有实无名的丈夫）。目前常年工作在广州三元里，与现任丈夫及丈夫的儿子一起在城中村租房住。2007年，S与现任丈夫生下一女儿，由于S并未与前夫办理离婚证，因而无法与第二任丈夫领结婚证，女儿未能上户口，目前在老家读小学，户籍和学籍问题难以解决。S近十年来经常遭受家暴，想要跟现任丈夫断绝关系但又对自我经济能力缺乏信心，再加上认为自己年龄不占据优势，对未来充满恐惧。

（二）R：“我的半残疾人生”—盛开在荆棘里的花

R，女，1975年农历一月初六出生。农业户口，贵州省习水县人。小学四年级毕业后再未继续就学。R 13岁出来打工，先后做过发廊美容工作，做生意卖衣服，桑拿按摩与性工作等。对于R来说，最重要的生命曲线的结点是跟几个男人之间的故事。尤其是第一位男友的自杀，以及跟第三位男友在一起后R的自杀未遂。2006年带着还未愈合的伤口，R离开了故乡，踏上了前往广州的打工征程。R还在未成年的时候，就接触到了白粉，跟第一个男友在一起后戒掉了。但来到广州这样的国家化大都市，居住在三元里城中村，从事美容、桑拿等工作，R渐渐认识一些吸毒的同工，于是进行了其他不同种类的毒品尝试。R因为工作认识了现在的老公，老公是日本人，2012年两人领了结婚证。这个时期是R重要的生命转折点，她开始对过往经历进行反思，想开启新的生活。于是R不停地攒钱进行学习，还自发行动做一些志愿服务活动。目前R待业，跟老公租住在三元里城中村，老家没有房产。R不认为城市化的趋势就一定导致城市比农村好，她希望未来可以回到老家，进行一些创业的尝试。她认为跟她一样的年轻人，在大城市开拓了眼界，更加需要用自己的智慧促进家乡的发展。

R在一篇日记中称呼自己的人生为“我的半残疾人生”，但我却把她的人生解读为“盛开在荆棘里的花”。

（三）W：跨越了半世纪的年龄，“中国教育丧失了灵魂”

W，男，1958年7月7号出生，身份证上有些出入，写成了4月30号。77年恢复高考那年，W考上了中专，学汽车修理技术。80年毕业后被分配到糖厂工作，户口转为非农，并与第一任妻子结婚。W的祖上是福建人，抗日战争期间，祖父几兄弟捞了一条渔船逃到了广东，父亲和W都出生在广东湛江雷州。一起生活了整整20年的前妻在2000年去世后，W跟现在的妻子于2001年结婚。与前妻育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三个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与现任妻子育有两个儿子，一个上六年级，一个上三年级。从   年，为了两个孩子得到较好质量的教育，已经人到中年的W打算参与到农民工的大潮，毅然来到广州。古有孟母三千，W为儿子择校而多次更换租房地点的伟大父爱与之类似。目前，W与爱人还有两个孩子挤在广州市白云区新市墟一间三四十平的狭小空间里。笔者去他家的那天，适逢冬日的大雨，W腿脚不便，还需要爬上高高的六楼，广州天气潮湿，室内拥挤不堪，泛黄的衣物随意地堆在一起四处乱放，似乎永远都没有见过阳光。唯一的好处就是，这里离学校很近，还是一所公立学校。临走时，在某层楼梯的窗台前，W很自豪地跟我指，你看，不到一米，那个就是XX小学。对一个年近60的父亲来说，非广州籍的两个儿子在广州能否接受到有质量的教育成为萦绕在他心头最忧心的事，与此同时，也是支撑他佝偻着身躯仍然在一家超市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精神动力。

（四）M：“如果他答应，我现在就可以离开”

    M，女，1976年4月26日出生，出生于江西南康，后嫁给湖北洪湖人，现户口随丈夫迁到湖北，属农村户口。学校毕业后再没有深造，婚姻状态为已婚。目前常年跟老公、两个孩子工作居住在广州市三元里城中村，自由工作的状态。在广州没有房产，租住本地人的房子，房子两房一厅，房租每月一千一。老家有一所旧房子。两千年伊始，跟丈夫来到三元里，至今已有16年。来广州四五年家庭经济稳定时期，丈夫出轨，夫妻关系产生裂痕，至今虽同在一个屋檐下，分房及不沟通长达七八年。M一直有打算离婚，主要顾虑小女儿的成长。关于未来，M在经济上并没有太依赖丈夫，对自己经济独立也相对有自信，对于随时离婚她的态度是干脆而肯定的。M在城中村参与社区内自组织的活动较多，也经常做一些志愿服务活动。

（五）C：扎根社区，看见女工真实处境

C，女，80后，出生在农村，广东茂名人。09年大学毕业后跟几个朋友创立了Y（NGO），在广州番禺做流动人口的社区服务，服务对象以家庭和儿童为主。作为机构创始人和总干事，C接触到很多打工女性，得以看见她们在工作和家庭之间承受的巨大压力，尤其是发现了年轻女工过早性行为以及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等现象，再加上打工社区各种违规私人诊所的广告，营造出一种“人流很轻松”的假象，女工们在文化知识欠缺、信息不对称、朋友圈同质性高的现实条件下，处于更加弱势和不利的处境。C认为，这群打工女性是“没有自己”的。

（六）Z：社区领袖的成长之路

Z，男，71年出生，农村户口。湖北省洪湖市螺山镇人。86年初三未毕业就离开了学校，希望跟妈妈分担家庭负担。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在在当地拥有一辆拖拉机，邻居们自然高看一眼。拥有技术不仅可以帮助家里更高效的劳作，还同时荫蔽了周围邻里。因此，敢闯实干又热心助人的Z，年纪轻轻就得到周围老乡的一致称赞。步入九十年代，洪湖开始推行养鱼，Z没有意外的承包了一定成本的鱼塘，经过了三五年的辛苦工作，经济上有所积累，96年投资了更大的亩数，未曾想到一场洪水将几年心血付诸东流。九六、九八洪水给很多老乡的经济造成重创，与此同时，周围渐渐有人南下淘金，农村的改变发生的“静悄悄”。洪水带来的“穷则思变”使得南下打工的态势越来越凶猛，Z 2000年跟着亲戚来到了广州三元里，正式进军印刷业。随着在城市业务的开展，Z被老乡熟知的原因却不是生意本身，而是他“好管闲事”的热心肠。当时三元里人口密集，外来工来自的地域不同，文化和利益冲突不断，尤其是频繁的业务纠纷。Z渐渐成为老乡中协调矛盾的主力，由于他敢作敢为、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人物性格，逐渐形成声望。当时发生了几起群体性事件，基层政府开始调整政策，主张“外来工管理外来工”，同时，老家的政府看到了外出打工者对于农村经济的推动作用，也开始抓起了流动人口在城市的管理问题。在农村和城市的双重推动下，流动党支部在09年应运而生。在选择领头人的时候格外慎重，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社区摸查，三元里基层政府发现了Z，于是邀请他做荆楚印刷工党支部书记。从此，Z作为书记和党员的身份大大超越了他本来应有的职业角色及家庭角色，相反，他在老乡群体和城中村中的公共角色越来越凸显。在一个社会组织、基层政府、流动党支部及其他团体并存的城中村，Z在促进外来工融入城市社区以及协助达成基层民主和多元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的流动人口社区领袖不多见。

（七）Q：打工诗人的觉醒，从“小我”到“大我”

    Q，男，1985年农历6月15出生，农村户口，湖南省红万县中方镇人。高中毕业。未婚。目前在湖南农村的老家跟父母住在一起，家里有一个已婚的弟弟。2004年，Q上完了高中就跟着亲戚来到深圳打工，12年来，在老家和深圳之间频繁转换。由于身体不是很好，工作也是换来换去。打工的过程，Q经历了许多坎坷，对自己的未来也开始丧志信心。情感上，Q也遭遇重挫，曾被一个喜欢的女孩子骗去做传销，一度怀疑自己爱人的能力。在这样的人生阶段，Q认识了一家为农民工服务的NGO。在机构工作人员的鼓励下，2013年，Q正式开始写打工诗歌。因为一首代表作，《拧螺丝》，Q受到了一些学者、社会人士、公益人及同工的关注，也开始有国外的翻译家翻译他的作品。这成为Q人生的转折点。Q说以前他写诗写日记、想成为作家的想法只是一种对改变个人命运的憧憬，因为写打工诗歌，以及接触一些NGO工作人员，他从关注自己到关注整个群体。现在的他，希望透过自己擅长的方式，采用一种文艺的方式为他所在的群体发声，让社会更多人看到这些底层工人真实的生活状态。整体来说，Q对于梦想仍满怀热忱，但对个人生活却不报太大希望。因为身体不好，家庭贫困，Q对于婚姻和爱情是不报太大期待的，认为很有可能不婚。目前来说，Q最值得信赖的群体就是深圳那家NGO的工作人员。由此可见，公益组织对打工群体来说非常重要，越是孤立、散落的个体，越需要组织和集体的力量。

（八）H：一个被市场抛弃的大龄残障单身汉的迷茫与恐慌

H，男，1969年9月出生，农村户口，四川省达州县人，小学读了四年后辍学，单身未婚，父母六七十岁，尚在，还有一个残疾人弟弟，弟弟已婚，在老家打理当地的经济作物，柑橘。H在三岁左右因事致残，之后在老家村里的普通小学代妹上学，读了四年后，因家境贫寒、成绩太差而辍学，后来长时间在家务农。九十年代，经地方残联推荐，第一次外出打工，之后一直流转于重庆、达州等地。2008年，H在重庆一家机电工厂工作，后因工伤而辞职回家，在家务农。二零一五年，H又出来工作，不料工作不久就再次受工伤工伤。由于第一次工伤时，H不懂法律知识也没有人脉及经济实力，在与老板索要赔偿时吃了亏。从此H开始自主学习法律知识，因此第二次受工伤后，H凭借自己的能力拿到了较为理想的索赔。春节期间，H在街上巧遇了一位老乡，那位老乡告诉H，跟他在二十几年前结下深厚友谊的一位哥们在东莞工作，并给了联系方式。H决定来东莞闯荡一番。这是H四十多年来第一次出远门打工。找到朋友固然令H欣喜，但没想到的是，折腾了近一个月，还是没找到工作。H懂得一开始就找组织，但东莞残联基本上推推诿诿，很难让H看到真心帮助自己的诚意，他一度心灰意冷。朋友和老乡相继介绍了几份工作，也因为年龄大、身体有残疾而不被录用。屋漏偏逢连夜雨，有一天H在逛街的时候，居然被诱导买了一部山寨版的苹果手机，花了1600。后来H主动找到了东莞的公益组织，那时候他已经穷困潦倒，身上带着几十块钱，房租快到期，靠朋友接济，未来不知何去何从。H说他出门时父母和弟弟都担心他被骗，但自尊心很强的他下了军令状——找不到工作不回家。因而这一个多月来发生的事情，H偷偷瞒着家人。H说他来东莞没什么大的期望，只是想着挣点钱能养活自己，不让年迈的父母和已婚且压力越来越大的弟弟操心。H的哭是哭自己的不争气。他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九）P：在追梦的道路上，谁掌管着我的医疗费？

     P，男，1969年5月出生，湖南衡东人，城市户口，中专学历，专业会计，之后未继续深造，爱好书法，自由职业者，拥有自己的个人书法工作室。目前婚姻状态是已婚，定居东莞，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2016年3月，P突发疾病，由于没有钱住院，Z的书法学生提议为P募捐。鉴于P在东莞书法圈已经小有名气，捐款很快有效果，没几天就募到了差不多两万块，不做手术的话基本上可以负担其医药费。P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已经工作的成人，其中一个学员负责所募资金的管理。节外生枝的是，P在治疗的中后期，管理资金的学员不仅不告知所募资金的具体数目，而且开始催P尽快出院，在支付医疗费的时候态度恶劣，甚至请中医进医院劝P出院。P和妻子觉察到不对劲，但又碍于朋友关系，不敢对改名学员直接对质，据说该名学员还是当地某政府部门的公务员。由于P近些年投身到热爱的艺术事业，还发起了公益性的书法协会，女儿上学，家庭经济拮据，生活窘迫。由于是流动人口，没有社保，更没有经济实力购买商业保险。突然间的疾病让P与其妻子意识到，作为一个流动人员在理疗健康方面面临的巨大风险。

（十）T：由工伤走上社工路，一位80后女孩华丽转身的背后

T，女，1989年出生，贵州省黔东南苗族自治州。汉族。农村户口（生长在农村，也嫁在农村）。初中毕业。06年年底，第一次来东莞打工，在一家台企电子厂做流水线工人。07年春节一过，T又来到了这家厂，该年12月，受工伤，从此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如花似玉的年龄，T右手两根手指被截断，身体的残缺造成的心理创伤久久不能愈合，更直接影响着两年后的找工作。意外的是，T在医院治疗期间，接触了劳工NGO，并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丈夫也曾受工伤，后来转行做公益。T生病期间接受到来自公益组织的温暖，后来又被丈夫深深感染，逐渐走上了如今的社工道路。12年到14年，T明显觉察到，当夫妻二人的成长步调不一致后，会产生很多冲突，于是她想学习和进步，报读了大专夜校，14年毕业，并且考取了社工证。15年9月份，T正式转行做社工，现在广州番禺一家NGO做流动人员夫妻关系及亲子沟通。16年四月份开始，T正式修读社工专业的本科学历。一路走来异常艰辛，T坦言她的原生家庭基本上是放养型的，很多重大的人生选择都是由她自己取舍。T说不管选好选坏，都是她自己的人生。由于夫妻二人同时做公益，工资收入相对较低，还有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在老家，T一度陷入低迷，对未来感到迷茫。T说她在NGO工作以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探索自我以及更好地与人沟通，她开始反思自己与女儿还有老公的沟通方式，并试着做出积极改变。对于未来，T想继续走公益道路，最大的愿望就是家庭团聚。同时，她认为，目前对外来打工者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家庭两地分居。

生命故事背后的反思

口述史的十个个案代表着中国2.53[1]亿农民工的缩影。他们是出生在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的一群人，见证并深刻参与到近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腾飞。地域、性别、年龄、工作、教育程度等的差异帮助我从不同维度认识这一群体，并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

我们究竟可以做什么呢？无论从政策、研究还是实践层面，中国都不缺乏对该群体的关注。城乡二元结构及顽固的户籍制度是多少年来争论不休的话题，然而落到现实层面的改变却微乎其微，永远追不上打工者群体的现实需求。鉴于结构和宏观政策上的改变非一时之功，我将重点提出在本次口述史访谈中发现的重大突破。这在个案五C、个案六Z、个案七Q和个案十T的访谈中都有所体现，那便是NGO组织或者任何为代表打工者群体利益而形成的团体或组织将为他们处境的改变发挥积极的作用。越是孤立、松散的个人越需要集体的联结。他们在接触公益的过程中，不仅感受到来自他人的关爱，也能在奉献自我的过程中体现价值。个案C、Z和T均已投身在公共服务中，个案Q即便拥有着一份诗人的孤独气质，也希望可以从事社工这一行业。

本次调查发现的问题或许并不新鲜，但从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日常层面来说，社会组织将能够弥补现实处境和宏观政策之间的断层，在结构性的改变还没有发生之前，也许可以从日常、从小处帮助他们更好的生活和工作。

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截止到2014年年末，中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53亿人。调查表明，近9成的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是夫妻双方一起流动，与配偶、子女共同流动的约占60%，越来越多流动家庭开始携带老人流动。调查还发现，流动人口的居留稳定性增强，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2014年，流动人口在现居住地居住的平均时间超过3年，在现居住地居住3年及以上的占55%，居住5年及以上的占37%。半数以上流动人口有今后在现居住地长期居留的意愿，打算在现居住地继续居住5年及以上的占56%。另一方面，据“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2012年发布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群体中占到58.4%，其中，新生代女工的比例达到40.8%。“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他们出生以后就上学，上完学以后就进城打工，相对第一代农民工来讲，他们对农业、农村、土地、农民等不是那么熟悉，却渴望进入、融入城市社会。

不管是从自下而上的群体需求出发，还是从自上而下的国家管理层面考量，社会组织（公益组织，NGO或社工机构）的参与都有助于促进现状的改变。

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大背景下，传统的国家管理方式发生变化，社会治理概念被日益广泛提及。与依靠政府权威、垂直运作的统治不同，治理是在确立共同目标的前提下，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政府与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机构)通过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构成的联手行为，以引导、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 。社会治理是一个多元参与、理性协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建构和积累友好、尊重、欣赏等积极元素的过程，而在此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十分重要。根据国家民政部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12月底，我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达60．6万个 。

现代社会治理既需要自上而下的纵向纽带，也需要横向纽带。纵向纽带保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从刚性制度层面保证经济社会的稳定有序，但往往也易因行政命令方式而遭致社会反感，或削弱社会整体的参与性和自主性，进而对政府产生过度依赖。而且，单纯依靠行政的纵向系统，也难以为不断发展的社会提供个性化、人性化和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横向纽带的功能刚好和纵向纽带互补：它通过横向拓展，将社会成员编织到一个个网络当中，能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 ，创造性地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的人力和物力；它没有行政等级制下的命令，而是将友好、尊重、和善、包容、信任等价值元素作为行为准则，有利于传播和营造给予人本身的文化氛围和价值理念；此外，社会组织具有数量多、类型广、灵活度高、人性化强等优点，能够像毛细血管一样为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群体提供个性、多元和人性化的服务 。